絲瓷之路的輝煌證明，沒有胸襟開闊的交流與融合，就不會有繁榮豐富的文化。古代文明如此，現在文明亦如此。

“中國某個鄉(xiāng)村里一條蠶吐出的絲線，在經歷了千山萬水之后，竟可以成為埃及王后身上的披肩。而埃及某個地方的一株芳香植物被擠壓和蒸餾出來的香水，也可以成為中國皇后身上散發(fā)的一縷清香。”

源自印度和薩珊文化的獅子圖像，“在中國文化中被全面接受，不但其圖像成為中國吉祥圖樣的一個主要元素，而且獅子舞等藝術樣式也徹底被中國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獅子文化。”

這些兩千年來古代中外關系史上的奇異故事，見載于剛剛出爐的《絲瓷之路博覽》叢書。日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了解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外關系史研究室組織編寫、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這套叢書，是當前為數甚少的，由我國青年歷史研究者針對普通讀者撰寫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普及讀本，一時成為廣大歷史愛好者追捧的暢銷書。

但是，如果僅僅關注故事，顯然低估了這套叢書的價值。叢書的主題詞是“絲瓷之路”，其內涵，正是要從豐富傳奇的歷史活劇中，讓讀者深刻感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重大戰(zhàn)略，其歷史意義深遠。

“與國家戰(zhàn)略契合，是學術研究響應國家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商務印書館文津公司總編輯丁波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古代“絲瓷之路”上豐富深刻的故事，將為今日重新認識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提供更多有價值的信息，為當下多元文化交流合作提供歷史智慧。

重現絲瓷之路

9月18日，習近平主席訪印首站安排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該地的坎貝灣沿岸地區(qū)，正是海上瓷器之路上著名的中轉站、古代印度洋貿易網絡的樞紐。

早在漢代，人們就可以在這里見到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產品。商船滿載著來自地中海世界和阿拉伯地區(qū)的酒、鋅、銅、珊瑚、玻璃、雄黃等貨物，徐徐駛入港口，又裝上一船印度商品，如松香、象牙、瑪瑙、紅玉、枸杞等，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線。

“歷史上真實的絲綢之路并不是簡單的陸地或者海上線路，也并非地理上東西方最近的直線距離;氣候原因、政治局勢和運輸成本等因素綜合影響，常常使商人更愿意選擇海陸混合路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近東語言與文明系博士溫靜告訴本刊記者。

盡管路線曲折、綿長，運輸艱辛、危險，但是各國商人仿佛達成了某種默契，像接力賽跑一樣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經濟安全的辦法把商品運到銷售市場。

在陸上絲綢之路中段的綠洲城市—撒馬爾罕，15世紀出使帖木兒帝國的西班牙公使克拉維約看到，“城內屯集貨物，到處充斥。其中有來自世界上最遠處之貨物。自斡羅思及韃靼境內運來之貨物，為皮貨及亞麻。自中國境運來世界上最華美的絲織品……自和闐運來寶玉、瑪瑙、珠貨、以及各樣珍貴首飾。”

溫靜在《尼羅河的贈禮》一書中寫道，公元前絲路開通后，遠在地中海南岸的埃及，知道了在遙遠的東方有個生產絲綢的神奇國家，而最能代表東地中海的城市亞歷山大里亞的名字也幾經輾轉，以“伊思坎大倫”的漢字形式，出現在中國史官的筆下。

絲瓷之路成了名副其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而行走其上的各個民族的商人，自覺不自覺地扮演著文化使者的角色，既傳播自己的文化，也吸收他人的文化，彼此間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一起匯入人類的文明史。

瓷器西去

中國外銷瓷作為東方珍寶，是稱職的文化使者的心愛之物，它使東方古國文明的光芒在全球閃耀。

13世紀，元帝國的統治橫跨歐亞兩洲，中西交通往來頻繁，大批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穆斯林人遷居中國，伊斯蘭文化隨之傳入，西域的音樂、醫(yī)學、文化習俗、手工藝品也傳入中國。

景德鎮(zhèn)工匠受伊斯蘭文化影響，將伊斯蘭民族崇尚的“波斯藍”用作瓷器的顏料，通過高溫燒制，誕生了具有異域色彩的“元青花”，受到中西亞王宮貴族的普遍喜愛，并成為他們追求時尚、彰顯奢華的標志。

16世紀，中國外銷瓷漂洋過海抵達歐洲以后，同樣引發(fā)了歐洲人的瘋狂搶購。一時間，載著中國瓷器的巨輪開始頻繁穿梭在海面上。

與此同時，歐洲的王室下令，千方百計收集制瓷信息，全歐洲的科學狂人都在找尋制瓷工藝，不斷地用各種石料、按不同配方進行試驗。直到18世紀歐洲傳教士帶回更多的中國技術資料，并被采用，歐洲才生產出真正的瓷器。

廣州博物館陳列部部長曾玲玲在《瓷話中國》一書中寫道：“世界其他國家的制瓷歷史，就是一部對中國外銷瓷輸入、仿造、創(chuàng)新，直至形成自我風格的歷史，見證了中國陶瓷技術對世界工藝文明的偉大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貿易不僅使西方吸收了東方的制瓷工藝，而且東方的制瓷工藝也在海外市場的刺激下，飛速發(fā)展，尤其是鄭和船隊從東南亞、伊斯蘭地區(qū)帶回的優(yōu)質鈷料蘇麻離青被應用到青花制作上，加速了明代青花瓷的生產和技術革新，使永和、宣德年間的青花胎釉精細，青花濃艷，造型多樣，紋飾優(yōu)美。

曾玲玲感慨地說：“從此開啟了中國青花瓷的黃金時代，使其不僅走進中國宮廷，而且成為西方人餐桌的新寵，利潤率一度高達801%。”

獅子東來

如果外銷瓷是東方文化西去的典型，那么源自西域的獅子圖像則是西方文化東來的代表—中國傳統獅子文化蘊含著鮮為人知的歐亞文化因素。

在中國古代的建筑和器物上，獅子圖像是必不可少的吉祥裝飾圖樣。若說起“獅子舞”或“舞獅子”，中國人更是耳熟能詳，因為它是人們在節(jié)慶日辟邪免災、祈福納祥的重要形式。

中國傳統獅子文化其實并非產自本土，而是引自西域。據《蓮花上的獅子》一書介紹，獅子以前生活在從歐洲西南部到西亞和印度的廣大地區(qū)，雄踞東方的中華帝國本土沒有獅子，國人也難睹獅子真容。

絲綢之路開通后，獅子作為一個物種從西域被進貢到中國，用作皇家苑囿觀賞的對象。但是蕓蕓眾生知道的只是傳說中的獅子—一種西方的神獸，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被稱作狻猊。

東漢以來，這個被稱為狻猊的獅子形象開始在中國流傳。從出土文物判斷，中國的獅子文化先后受薩珊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影響，而獅子在中國本土化的故事最為傳奇。

在薩珊波斯，獅子是力量的象征;在印度，獅子是佛祖釋迦牟尼的象征。它們守護的，要么是萬能的神的旨意，要么就是佛陀的無邊法力，造型怪異神秘，形態(tài)兇猛。

獅子圖像傳到中國后仍有辟邪守護功能，但已不是具有復雜人格的神，而是一種吉祥圖案。如獅子戲球，寓意時來運轉、大富大貴。在民間文化里，獅子圖像甚至就是一個可以看家護院的大狗而已。有意思的是，受中華文化陰陽平衡思想的影響，中國本土化的獅子還常常雌雄雙獅配對出現，更增添了祥和感。

《蓮花上的獅子》一書作者、歷史學博士尚永琪為本刊記者解讀說：“獅子文化從西域傳來，在中國文化中被全面接受，不但其圖像成為中國吉祥圖樣的一個主要元素，而且獅子舞等藝術樣式也徹底被中國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獅子文化。如龜茲獅子舞戲耍的是真實獅子，到了中國卻成了由人扮演的獅子，自然去掉了威脅，增加了可愛。這就是文化交流的傳奇魅力。”

撒馬爾罕的能工巧匠

無論是東方文化西傳，還是西方文化東渡，絲瓷之路的中段—中亞地區(qū)都是必經之處，而且是多元文化碰撞的“主戰(zhàn)場”。

以宗教文化為例，《金桃的故鄉(xiāng)—撒馬爾罕》一書的作者藍琪告訴本刊記者，撒馬爾罕是世界幾大宗教的匯合地。在阿拉伯人來到之前，撒馬爾罕人崇拜的神多種多樣，信仰五花八門，有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以及當地的原始宗教。不同宗教間雖有沖突，卻能和平共處。

8世紀中葉，阿拉伯人移居中亞，并通過通婚、納妾和招募軍隊等方式鼓勵本地人改奉伊斯蘭教，同時將祆教、佛教和其他宗教的廟宇和神像焚毀。直到9世紀中葉，伊斯蘭教逐漸占主導地位，多元宗教局面逐漸向一元宗教局面轉變。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其他宗教全部絕跡。大部分接受了伊斯蘭教者還長期秘密信奉自己原先的宗教，祆教、佛教、猶太教等宗教在中亞一些地區(qū)仍然有信仰者。

除了宗教文化，帖木兒帝國時期留下的伊斯蘭教清真寺、宮殿、陵墓等遺產，則從建筑文化角度闡釋著中亞文化碰撞的多元性。

14世紀后期至15世紀初期，撒馬爾罕城發(fā)展到巔峰時期，迎來了“帖木兒文藝復興”，東西各種文化與人才都在此聚集、交流、碰撞、融合。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印度人及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會集于此，結果“都城中凡百行業(yè)，皆無缺乏專門技工之感”。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撒馬爾罕展示出多種元素的城市風貌。這些建筑以伊斯蘭風格為主，包含了突厥文化的特色，還融合了波斯的建筑風格，由于中國工匠的參與，也受到了中國建筑風格的影響。

尚永琪告訴本刊記者，正所謂“溝通與貿易永遠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主旋律”，絲瓷之路因溝通而生，因貿易而繁榮，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舉足輕重，其價值值得我們再三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