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明史上，茶葉絕非唯一被竊的技術秘密，甚至也非利潤最高的技術秘密�！恫枞~大盜》稱福鈞的行徑是“迄今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盜竊受保護的商業(yè)機密的事件”，實屬夸大其辭；我想，僅就中國來說，技術含量最大、商業(yè)利益最高的秘方，應是陶瓷才對；陶瓷制作工藝的外泄，才是歷史上“最大一起盜竊受保護的商業(yè)機密的事件”。
陶瓷有多重要？僅舉一例：英國材料科學專家馬克·米奧多尼克在其《迷人的材料：10種改變世界的神奇物質(zhì)和它們背后的科學故事》一書里，將陶瓷跟鋼、紙、混凝土、塑料、玻璃等并列為史上最重要的人造材料�？梢哉f，陶瓷是中國古代物質(zhì)文化的冠冕。
關于陶瓷工藝的外流問題，不是什么新的學術課題了。此事的中心人物，是十八世紀初年入華的法籍耶穌會會士殷弘緒（此系漢名，原名恩托雷科利斯）。他在瓷業(yè)中心景德鎮(zhèn)長駐二十余年，經(jīng)過長期打探，細致地調(diào)查、記錄了制瓷工藝的方方面面，前后兩次以書信形式寄回法國耶穌會，發(fā)表于著名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前些時候另有一部引人矚目的暢銷譯著，美國羅伯特·芬雷的《青花瓷的故事：中國瓷的時代》，對此問題就有扼要而生動的陳述，書中前三章實際上皆以殷弘緒為中心展開。
自十七世紀以降，為遏止白銀東流，歐洲人即開始仿制中國瓷。至十八世紀后期，在工業(yè)革命的技術背景下，歐洲制瓷業(yè)引入新式機器，建立工廠制度，在生產(chǎn)上乃有大幅躍進；尤其英國瓷業(yè)大亨瑋致伍德的產(chǎn)品，在國際市場上更一舉取代了景德鎮(zhèn)的作坊式制作，也終結了歐洲的中國陶瓷時代。而瑋致伍德的陶瓷制作，正得力于殷弘緒的技術調(diào)查�！肚嗷ù傻墓适隆分v到，當達爾文的祖父伊拉斯謨斯恭維瑋致伍德的瓷制品“裝點了英倫女神之島”、可以媲美中國瓷時，瑋致伍德在得志之余，倒為中國人說了公道話——他建議伊拉斯謨斯讀一讀殷弘緒的記錄，那樣即可了解“中國人運用他們的技藝，造出輝煌作品，諸如建造、裝飾和貼磚，包辦整幢寶塔，以及其他各式宏偉的建筑”，并將中國人稱許為“我在遠方的兄弟，雕塑藝術的同行”。在歐洲飛揚跋扈的年代，這可算是對中國古典文明最有份量的點贊了！
瑋致伍德瓷器
當然，在西洋人以前，朝鮮、日本、越南、南洋乃至阿拉伯世界，早就在仿造中式陶瓷，且往往技藝精湛，乃至可與“中國制造”難分軒輊。在無數(shù)仿造的背后，想來定有大量的技術竊密事件，只是去今已遠，不像殷弘緒那樣白紙黑字地留下紀錄而已。比如日本方面，據(jù)葉喆民的《中國陶瓷史》，十三世紀加藤四郎曾至福建學藝，后來創(chuàng)制出“瀨戶燒”，被日人尊為“陶祖”；十六世紀五良太甫曾至景德鎮(zhèn)學藝，其制品至今為中、日藏家所珍；十七世紀東島德右衛(wèi)門曾至長崎向中國人學習“五彩夾金”技法，后研制出“伊萬里金襕手”，更將產(chǎn)品銷往中國。這些陶藝學習，自然包含了技術上的偷天換日吧，那么，他們不就是東洋的殷弘緒，不就是更早的殷弘緒嗎？
在此，附帶說一個我自己的購書軼事。
前一陣，在“孔夫子舊書網(wǎng)”見到一冊日文書《中國陶瓷見聞錄》，小林太市郎譯注，初版于昭和二十一年（1946）；略為百度，仍不清楚此書來歷，只知其材料豐瞻，或可參考，就以廉價購得。等書到手之后，知其分為三部分：《支那陶瓷見聞錄》、《支那陶瓷見聞錄補遺》及《耶蘇會士ダントルコール神父傳》，重作檢索，始知這位ダントルコール神父即殷弘緒，《支那陶瓷見聞錄》、《支那陶瓷見聞錄補遺》也就是他關于陶瓷問題的那兩封長信！小林太市郎專攻中國美術史，尤專于唐宋繪畫，譯注《中國陶瓷見聞錄》，應屬其旁出之作；他早年留學法國，或許就是他跟法國耶穌會士結緣的因由吧。收入殷弘緒信函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已有多卷本的中譯版；但殷弘緒的信加上小林太市郎的注，相信于中國陶瓷史研究仍具參考價值，有心人，有力者，是不是可以助其翻譯出版呢？
三
再往前，中國商業(yè)機密被竊的，還有絲綢。論經(jīng)濟利益，絲綢或不及陶瓷；但論名聲，由于“絲綢之路”的緣故，絲綢無疑猶過于陶瓷。這樣，絲綢制作工藝的外流，就可謂史上最著名的商業(yè)機密盜竊案了。
絲綢制作的關鍵，在于蠶絲，在于養(yǎng)蠶；而技術移植的首要步驟，在于蠶種。這也是學界的老問題了。我就偷懶一下，先利用新近王邦維的《東國公主與蠶種西傳：一個絲綢之路上的傳說》（網(wǎng)絡版題為《蠶種何以西傳，絲綢路上的“東國”公主》）一文。
關于蠶種外傳最重要的記錄，見于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十二瞿薩旦那國部分：“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此處的瞿薩旦那國，據(jù)云即和田，又稱于闐。類似記載又見于《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部分：“……初無桑蠶，丐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二十世紀初，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于闐佛寺遺址發(fā)現(xiàn)一幅木板畫，跟“東國”公主偷帶蠶種的故事正相契合，足證玄奘所記淵源有自。此外，據(jù)言西藏丹珠爾（大藏經(jīng)）有《于闐國授記》，里面也有類似故事。
“東國公主傳蠶種”木版畫
按王邦維的意見，《大唐西域記》所稱的“東國”，無法確定其所指，未必就是中國；但論絲綢工藝的來源，最終還得追溯到中原地區(qū)，則將此視為中國絲綢工藝秘密被竊的歷史傳說，也算不得過份。
還要補充說明，玄奘在七世紀記錄下來的瞿薩旦那國引進蠶種事，應是一個嚴重滯后的傳說。法國漢學家布爾努瓦在《絲綢之路》第十一章專門討論過此問題，指出《北史》所見的大秦國、吐魯番、焉耆國皆有養(yǎng)蠶業(yè)，故西域諸國在五世紀時或已知絲綢制作工藝，而蠶種傳入瞿薩旦那（于闐）的事件，也應發(fā)生于此時。
王邦維專于佛教史、西域交通史方面，文獻功夫甚深，但他此文可能將范圍限定于禹域之內(nèi)，并未窮盡有關絲綢工藝外傳的史料。其實，早在張星烺輯錄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編第二章里，除了《大唐西域記》那條本土記錄，還根據(jù)英國漢學家亨利·玉爾的《古代中國聞見錄》（后來的中譯本作H.裕爾《東域紀程錄叢》）轉引了兩則六世紀的西方文獻。其中希臘人的記錄說，印度僧人從印度將蠶卵帶到拜占廷孵化——這有可能是將中國訛傳為印度了，即印度僧人是從中國將蠶卵帶到拜占廷；也有可能，是當時印度已引入了中國養(yǎng)蠶和制絲的技術。文獻不足徵，茲不細述。
稍后東羅馬人的記錄應當更準確，也更詳細：“波斯人某，嘗居賽里斯國。歸回時，藏蠶子于行路杖中，后攜至拜贊廷。春初之際，置蠶卵于桑葉上，蓋此葉為其最佳之食也。……哲斯丁皇帝后示突厥人以養(yǎng)蠶吐絲之法，突厥人大驚，蓋是時賽里斯人諸市場港埠，前為波斯人所據(jù)者，后皆為突厥人所攘奪也。”這里的“賽里斯國”眾所周知，意謂絲國，古希臘、羅馬人用以指稱中國或鄰近中國之地。這當然是東羅馬（拜占廷）帝國竊取中國絲綢機密的明確史證了。
四
絲綢、陶瓷、茶葉的技術秘密外泄，殊非偶然。要知道，這三件物事，可謂中國古代貿(mào)易輸出的“三寶”，在域外影響最廣，為國人賺取利潤最多；也正因此，外國佬自然最眼熱，不甘心為中國人獨占利潤，故必前赴后繼地做時遷。則歷百千年，技術秘密之流失，也是不可避免的罷。
那么，中國人是不是只有被竊的份呢？當然不是。中國人向來不傻。
布爾努瓦在《絲綢之路》里就說：“到420年左右——這是大部分人的約估，東西方不僅通過中亞的媒介繼續(xù)交換商品，而且還首次開始交換機密情報。這確實是一種奇怪的巧合：當西方從中國竊取了制造絲綢的千年奧秘，并泄露給西域一個王國的時候，中國人也巧取了西方制造透明有色琉璃的情報。中國人從來都非常鐘愛這一產(chǎn)品，并且一直被迫以高價從西方購買。”
不約而同，薩拉·羅斯在《茶葉大盜》里也談到：“當英國人策劃著竊取中國的茶種和茶葉技術，并用于建立屬于他們的茶葉商業(yè)帝國的時候，中國人同樣在密謀著獲取英國人的植物機密：他們的計劃是在國內(nèi)發(fā)展鴉片種植業(yè)，以與英屬印度——巴特那（Patna）——鴉片種植業(yè)相抗衡。正如茶葉可以在喜馬拉雅山脈的另一側找到自己的第二個家園一樣，罌粟——提煉鴉片的美麗花朵——同樣也可以被移植到中國那些郁郁蔥蔥、連綿起伏的山丘上。”
五
當然，讓中國人受益最大的商業(yè)機密，不會是玻璃，更不會是鴉片。我相信，必是番薯。
關于番薯傳入中國問題，我先前特別留意過，知道專業(yè)的學術探討不少，有關的原始文獻繁雜且多歧異，在此不能也不必一一具列�，F(xiàn)聚焦于竊取商業(yè)機密這一關節(jié)，摘錄若干原始文獻，以呈現(xiàn)吾國“番薯大盜”的事跡。
經(jīng)濟史家梁方仲1939年已寫過一篇《番薯輸入中國考》，篇幅無多而引證詳密，其引徐光啟《農(nóng)政全書》有言：“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藷滕〈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移植，略通閩廣之境。”又引道光六年邵詠纂修的《電白縣志》卷二十《雜錄》，敘述更為詳細，且留下了當事者的姓名：“相傳番薯出交趾，國人嚴禁，以種入中國者罪死。吳川人林懷蘭善醫(yī)，薄游交州，醫(yī)其關將有效。因薦醫(yī)國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賜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懷半截而出。亟辭歸中國。過關，為交將所詰，林以實對，且求私縱焉。關將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祿，縱之，不忠；然感先生得〈德〉，背之，不義！’遂赴水死。林乃歸種遍于粵。今廟祀之，帝以關將配。”其具體情節(jié)過于傳奇，似未可信，但盜取番薯種苗的核心事跡，當有某種史影在。
梁方仲后來在讀書札記里，又抄錄過《金薯傳習錄》的若干材料。此書系福建人陳世元所輯，搜集了其五世祖陳振龍引種番薯的相關事跡。《元五世祖先獻薯藤種法后獻番薯稟帖》一篇云：“……振龍歷年貿(mào)易呂宋，久駐東夷，目睹彼地土產(chǎn)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詢之夷人，咸稱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國之寶，民生所賴。但此種禁入中國，未得栽培。……捐貲陰買，并將島夷傳種法則帶歸閩地。”又《青豫等省栽種番薯始末實錄》云：“番薯種本呂宋回國，國不用糞治，被山蔓野，皮丹如朱，夏秋成卵，夷人隨地掘取，以佐谷食。在本國極賤，然珍其種，不與中國人。……振龍公賈于呂宋，啖夷人以利，得其藤數(shù)尺，并得刈植藏種法歸，私治畦于紗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薯衍，其傳遂廣。”這么說，自海外盜歸番薯一事，廣東的文獻歸功于粵人，而福建的文獻則歸功于閩人，隱含了小小的地域之爭。
還有一種說法，謂陳益自安南（也就是交趾，今越南北部）盜回廣東東莞。據(jù)農(nóng)史學家梁家勉的《番薯引種考》，東莞《鳳崗陳氏族譜·陳益?zhèn)鳌份d：“萬歷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酋長延禮賓館，每宴會輒饗土產(chǎn)曰薯者，味甘美。公凱（覬？）其種，賄于酋奴，獲之。未幾，伺間遁歸。”梁家勉指出，明嘉靖年間在越南稱王的莫氏，源出于東莞，故此后來往越南的東莞人可能較多；由此背景看，陳益引種番薯的可信度甚高，而他引種番薯的年代，在有關文獻中更是最早的。
此外，在林文龍編的《臺灣詩錄拾遺》里，我還見到一首《地瓜行》：“葡萄綠乳西土貢，荔枝丹實南州來。此瓜聞傳出呂宋，地不愛寶呈奇才。有明末年通舶使，桶底緘藤什襲至。植溉初驚外域珍，蔓延反作中邦利。白花朱實盈效原，田夫只解薯稱番。”這當然也是番薯入華的史料了。所謂“桶底緘藤”云云，正與《農(nóng)政全書》“取藷藤絞入汲水繩中”的記載若合符節(jié)。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番薯大盜”呢？這是不容易確定的。但也不必非得確定。蓋番薯之為物，絕不珍罕，其種植較之茶葉遠為普遍，種植技術也相對簡單；故中國人完全可能組織過不同的“番薯特工隊”，自不同的國度，通過不同的路線，引入到不同的地域。不論“番薯大盜”為誰，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不論是廣東人還是福建人，中國人大約于明代后期自東南亞盜取番薯種苗，當系史實。
僅論商業(yè)價值的話，番薯當然是小兒科，遠不能與絲綢、陶瓷、茶葉相提并論，故論商業(yè)機密的得失，中國人是得不償失的。但絲綢、陶瓷、茶葉之于西方，大體是高級消費品，乃至奢侈品；而番薯之引入，事關民生，惠及底層，其于中國經(jīng)濟社會的影響，不是單從市場交易額可以衡量的。何柄棣的《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chǎn)的影響》一文曾有著名論斷，以為花生、番薯、玉米、馬鈴薯“傳華四百余年來，對中國土地利用和糧食生產(chǎn)確實引起了一個長期的革命。糧食生產(chǎn)革命和人口爆炸確是互為因果的”，尤其是番薯，“對中國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對雜糧種植的多樣化，起了極深刻的影響。……‘萬歷番茄〈薯〉始入閩，如今天下少饑人。’這首詩雖稍有夸張，但最能說明甘藷的歷史作用。”其結論雖有置疑者，但番薯于民食的功德甚大，總是無法否認的。
六
以上回溯了絲綢、陶瓷、茶葉及番薯的商業(yè)竊密史，三個是中國人被盜竊，一個是中國人盜竊，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我以為，首先可以得出一個明顯結論：從商業(yè)立場，從生意立場，壟斷技術機密者，必欲保持技術壟斷；反過來，不擁有技術機密者，必欲打破技術壟斷。這是利益問題，無關道德。只能說，盜竊商業(yè)機密違反了法律——而且是現(xiàn)行的法律，但未必就違反道德。事實上，這種違法行為，往往倒是有利于人類的總體福祉的，比如“茶葉大盜”或“番薯大盜”，與其說是惡謚，不如說是美名吧。
從歷史上看，竊取技術秘密以及類似的侵權行為，比比皆是，而且有來有往，沒有哪一方是絕對純潔的。商業(yè)跟政治一樣，臺面是一回事，幕后又是一回事，既要明修棧道，也欲暗渡陳倉，在明的法律或契約之下，總還有著“潛規(guī)則”。沒有哪個共同體不想將他者的利潤化為自己的利潤，透明經(jīng)濟是必須的，是主流，但灰色經(jīng)濟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這也是現(xiàn)實。
這樣，對于我們過去被竊的，不管是絲綢、陶瓷、茶葉還是其他，時過境遷，我們當然也無須怨憤，無須心疼；但同樣的，對于國人那些假冒“愛馬仕”手袋的、山寨“蘋果”手機的、打著“麥肯堡”名義賣快餐的，那些盜版影碟、CD、圖書的，我們也無須慚愧，無須臉紅。那就是我們各行各業(yè)的福鈞，各行各業(yè)的“大盜”�。�
而且，孤立地看，商業(yè)機密被竊固然是壞事；但若退一步，從更大的背景看去，商業(yè)機密被竊就不盡是壞事了——那往往表明，那些商業(yè)機密代表了行業(yè)的標桿，其背后的技術和文明也處于優(yōu)越地位，所以才會被他人艷羨，所以他人才一心要巧取豪奪。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可悲的并不是傳統(tǒng)的商業(yè)機密被竊，真正可悲的是，近代以還，我們又有多少商業(yè)機密為人覬覦，值得竊取呢？我們身處技術文明的低端，只能小打小鬧地偷得別人一點小機密，賺回一點小便宜罷了。
還有一點，商業(yè)機密外泄，是否形成重大打擊，取決于共同體是否強韌，取決于共同體是否有積極的回應，取決于原本的技術壟斷者是否能推陳出新。當中國仍然強盛時，絲綢工藝外流，甚至陶瓷工藝外流，都未動搖“中國制造”的根本；只是當中國真正衰敗時，茶葉工藝外流，才會令“中國制造”大傷元氣。絲綢、陶瓷之后，茶葉的秘密，幾乎是中國物質(zhì)文明最后的精華了，精華一去，還剩下什么呢？
總而言之，一種商業(yè)技術若有重大利益，其秘密總會被小心翼翼地保護著；但長遠來說，往往秘密是要被竊奪的，利益是要被分享的。物質(zhì)文明方面的技術秘密尤其如此。越是能讓“沉默的大多數(shù)”受惠的技術秘密尤其如此。哪里有壟斷，哪里有厚利，哪里就有“大盜”，盜竊和山寨，永遠防不勝防。
還用得著說嗎，永遠會有羅伯特·福鈞，區(qū)別只在于，他是我們的“大盜”，還是他們的“大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