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三大動力源
馮天瑜
“絲綢之路”是人類經(jīng)濟文化交流史上規(guī)�？涨昂陚�、持續(xù)時間最久遠的大動脈。它反映出中華先民雖眷戀故土，但一旦獲得推動力量，便激發(fā)出域外探險的志向和英勇無畏的遠行精神。中華先民探幽致遠的力量，包括軍事外交的“鑿空西域”、商業(yè)訴求、傳道弘法。
消弭軍事威脅，謀求和平
自西漢開始，中原人便把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陽關（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帶統(tǒng)稱“西域”。鑿空西域，即打破中國西北方向的障壁，開通到達西域的孔道。逾越長達萬里的艱險絕域，須有強大的社會力量驅動。反觀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亞、西亞陸路的鑿通，得力于軍事外交的驅動。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國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種訴求。而秦漢大一統(tǒng)帝國的建立，形成“御胡”與“拓疆”戰(zhàn)略，至漢武帝時，“勤遠略”得以大規(guī)模實施，漢民族的活動空間從黃河—長江流域擴展到中亞廣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間。
鑒于漢朝前期匈奴屢屢入犯塞內(nèi)，對黃河中游農(nóng)耕區(qū)造成破壞，甚至出現(xiàn)勢逼長安的危局，漢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計，誘匈奴入馬邑，欲一舉殲滅，卻功敗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將軍衛(wèi)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騎，奠定對匈奴的軍事優(yōu)勢。宣帝時又“大發(fā)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與烏孫夾擊匈奴于天山之北。此后，匈奴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攻殺、分裂，南匈奴臣屬漢朝。東漢時，漢匈戰(zhàn)端再起，車騎將軍竇憲率漢軍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遷，長達300年的漢匈戰(zhàn)爭告終，中原農(nóng)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寧。漢朝的文明光輝，與西方的羅馬文明相映照，使東亞文明與中亞、西亞、歐洲文明出現(xiàn)陸路交會的可能，這不僅在中華開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義。
商業(yè)訴求是西北通路開辟的又一動因
然若深論之，這條中西通道的開辟，商業(yè)之力更在軍事外交的先頭。
早在張騫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貿(mào)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絲織品西傳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傳》載，周穆王贈西王母“錦組百純”，“錦組”即帶花紋的絲織品，此為絲綢西傳的最早記述。公元前4世紀的印度著作中就有關于中國絲的記載；公元前3世紀，希臘、羅馬稱中國西部為“賽里斯國”，即“絲國”，可見其時中國絲綢已沿著中亞、西亞陸路運至印度、歐洲。不過，西漢以前從中原到西域一線，只有斷續(xù)、零星的民間商貿(mào)活動，自西漢開始則進為持續(xù)、成規(guī)模的官民并行的物資人員交流。
隋唐之際，西北商道進一步繁榮。唐代經(jīng)營西域，規(guī)模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州縣；在碎葉、龜茲、疏勒、于闐設立四鎮(zhèn)，絲綢之路更形暢達，中原人西行者愈多。唐代西行最遠者，不是朝廷使節(jié)，而是對大食（阿拉伯）作戰(zhàn)被俘的杜環(huán)。杜環(huán)是史學大家、《通典》作者杜佑的族人。杜環(huán)于唐天寶十年隨西安節(jié)度使高仙芝與大食戰(zhàn)于怛邏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軍敗，被俘往亞俱羅（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庫法），行跡達波斯、苫國（敘利亞），于寶應元年附商船回廣州，作《經(jīng)行記》，書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邊防典》摘引數(shù)段，其關于西亞各國社會生活、伊斯蘭教信仰的記述真實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又有禮堂容數(shù)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坐為眾說法”。文中還錄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銀匠、畫匠、綾絹織工、造紙匠的姓名，是中國工藝西傳的直接記載，尤其難能可貴。
艱險而悲壯的絲綢之路上的一支異軍
宗教作為人們對“終極關懷”不倦追求的產(chǎn)物，往往使信徒產(chǎn)生一種排除萬難的精神力量，勇于孤行獨往、百折不回地求經(jīng)、傳道，從而成為艱險而悲壯的絲綢之路上的一支異軍。如東晉僧人法顯“慨律藏殘缺”，“至天竺尋求戒律”，其行跡的遙遠連“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略言之，有以下幾類宗教信徒往還于絲路。
一是外域佛徒沿絲路來華傳教。原籍天竺（印度），生于龜茲國（今新疆庫車）的佛教高僧鳩摩羅什，沿絲綢之路長途跋涉至長安傳經(jīng)，與真諦、玄奘并稱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南天竺人菩提達摩從南印度沿海上絲綢之路，航行至廣州，北上洛陽，后住嵩山少林寺，創(chuàng)立禪宗。鳩摩羅什和菩提達摩是外域佛徒沿絲路來華傳法的兩位著名代表。二是中土佛徒西天取經(jīng)。中國佛教徒不滿足于域外帶來的佛學經(jīng)典，而親往印度求經(jīng)的不在少數(shù)，卓越者前有東晉法顯，后有唐代玄奘。三是中土佛徒異域傳道。如果說法顯和玄奘的主要功績是“西方求法”，那么鑒真則是“異域傳道”的卓越典范。這些高僧憑著頑強意志和超常毅力，歷盡艱難險阻，方完成文化傳入或文化傳出的偉業(yè)，確乎是人類交流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絲綢之路不僅是歷史的遺跡，它從蒼茫的古史走來，正延展為活生生的現(xiàn)代交通大動脈，聯(lián)系著亞歐大陸東西兩端諸文明。
�。�馮天瑜,作者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
趙匡胤與海上絲綢之路
呂文利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nèi)，隨著指南針發(fā)明、航海術發(fā)展，宋朝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海上貿(mào)易量居世界前列，是當時最重要的海洋國家之一。要造就這樣一個經(jīng)濟強國，除了得有馬背上一統(tǒng)天下的魄力，更要具備除舊布新的精神。而宋太祖趙匡胤，就是這兩種能力最好的詮釋者。
大宋初建時，領土大概只有今天的河南、山東全部，陜西、江蘇、湖北大部，山西、甘肅各一小部。經(jīng)過趙匡胤南征北戰(zhàn)，到976年，宋朝已將南方大體平定，為日后東南沿海的發(fā)展、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穩(wěn)定的環(huán)境。
除了平定南方，一統(tǒng)中原，趙匡胤在發(fā)展經(jīng)濟、促進海外貿(mào)易上也頗有建樹。據(jù)說他剛登基不久，就有三佛齊國來朝貢。三佛齊國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位于現(xiàn)在蘇門答臘島一帶，唐代時就通過海路遣使向中原朝貢。來宋朝的三佛齊國使者所呈的貢物里有通天犀，是一種珍貴的犀牛角，上面有類似龍形的圖案，“龍形騰上而尾少白”，左邊有一個字形，定睛一看是“宋”字。而當時三佛齊國并不知道新王朝國號為“宋”，趙匡胤認為這是天意，遂大喜，就用這個犀牛角做成了玉帶，每逢郊廟之祭必系之。此后，宋朝與海外各國和地區(qū)的交流日益加深。
971年，宋軍攻滅南漢后，趙匡胤就在廣州設市舶司，這是宋朝設置的第一個市舶司，相當于現(xiàn)在的海關。市舶司主要負責收稅，包括船舶往來，貿(mào)易交流之事，是宋王朝拓展海上絲綢之路和海洋貿(mào)易的重要窗口。
當時在市舶司貿(mào)易的商品，中國方面主要是絲綢和瓷器，外國商品主要有象牙、犀牛角、香料等，其中香料以乳香為最大宗。乳香是乳香樹分泌的樹脂，可用來制造香，寺廟和百姓需求最大，也可入中藥，治療耳聾、中風以及“婦人血氣”等，主要產(chǎn)于大食（現(xiàn)中東一帶）、印度、波斯等地。這些地區(qū)的土人用斧頭砍傷樹皮，使樹脂流出，凝結成塊，之后用大象運送至海邊，再由大食商人裝船運送到三佛齊國進行貿(mào)易，最后由三佛齊國等東南亞商人運送至宋王朝的沿�？诎�。這條線路也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海上絲綢之路支線。
宋代皇帝一直注重海上絲綢之路的開發(fā)。在宋朝，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和地區(qū)有50多個，根據(jù)現(xiàn)代考古發(fā)現(xiàn)，在南亞、東南亞、歐洲和非洲都有宋代瓷器的出現(xiàn)。因此，人們又把當時的海上貿(mào)易線路稱為“海上陶瓷之路”。
要想打造海洋大國，光開設“海關”是遠遠不夠的。趙匡胤還非常重視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他大力推行偃武修文政策，使知識分子的地位迅速提升；同時，他鼓勵科技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親力親為給天下作榜樣。史書記載他非常關心造船事務，還親自到造船的地方觀看，查看炮車，觀看水戰(zhàn)，表明他很重視科技事務。
正是因為有皇帝對科學技術的高度重視，才使宋朝誕生了像把指南針應用于航海這樣偉大的技術革新，這對當時的航海技術而言是一種飛躍式的進步。指南針應用于航海的技術發(fā)明不久就在絲綢之路上傳播開來，造福于往來商旅，尤其是對海上絲綢之路上的水手們幫助極大。也正是在航海上的廣泛應用，使指南針得到一次次改進，并促進了西方新航路的開辟，進而成為西方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條件之一。
宋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四面環(huán)敵的朝代。在趙匡胤統(tǒng)治時期，北方有遼等強大政權，通陸路去往中亞的絲綢之路被阻隔，因此他著力發(fā)展海上絲綢之路，重視文化科教，使航海術和造船術迅速發(fā)展，使國家經(jīng)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如此，宋代雖然始終危機四伏，卻書寫出了中國古代歷史上燦爛的一頁。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副研究員）
粟特人：絲綢之路上貿(mào)易擔當者
榮新江
粟特（Sogdiana）是中國古書中記載的西域古國之一，亦為民族名稱，活動范圍在今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尚河流域。在兩河流域，分布著大大小小若干綠洲，以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最大，粟特人建立了康、安等一系列小國。一說他們的先民原居祁連山下昭武城（即今甘肅張掖），后為匈奴人所破，被迫西遷至中亞，故稱“昭武九姓”。
粟特人基本上活躍于中古漢唐時期，也是絲綢之路最發(fā)達的時期。
粟特人是絲綢之路上的貿(mào)易擔當者，他們從小就跟著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遠的地方都要跑去做生意。中亞的阿姆河和錫爾河正是絲綢之路上東西南北的通道，是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業(yè)的十字路口。向南是印度，向北是游牧的匈奴、柔然、突厥這些王國，往東到中國，向西就是波斯、羅馬。所以粟特何國有一個門樓，東面畫中華皇帝，北面畫突厥可汗，南面畫印度的國王，西面畫拂菻（東羅馬）王。他們的民族性也是這樣，四海為家，是一個世界民族。比如安祿山、史思明這些人到了中國就變成中國人，粟特人到了突厥便是突厥人，到了北方的契丹便是契丹人，到印度可能就是印度人。
有意思的是，一直在粟特地區(qū)做考古的法國中亞考古學家葛樂耐（F.Grenet）教授，多年在粟特本土沒有見過一張商人像。因為粟特人不表現(xiàn)自己為商人，玄奘說，粟特人本來是商人，很有錢，但是平常穿得很一般。玄奘西行一路上就是搭著粟特商隊走的，特別是他回程的時候，還被粟特商人選為商團的薩保，就是大商主（商隊首領）。
在中國發(fā)現(xiàn)的粟特首領墓葬里，幾乎都有商隊的場面。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石槨上有一幅線描圖，最典型的有兩個畫面，上面是他們打獵，因為他們在路上必須要打獵來補給，另外弄一些商品。下面是一個商隊，因為畫面很小，不可能畫那么多，便用三四個人來表現(xiàn)商隊的構成。其實商隊一般都要兩三百人一起走的，我們在佛經(jīng)里面知道五百商人遇盜圖，雖然500個商人也是多數(shù)，但是必須成群結隊。近代那些探險隊往外運古物的時候，仍然是結成很大的隊伍過帕米爾高原的那些山口，否則的話就會被強盜干掉。
在敦煌壁畫里面就有“胡商遇盜圖”，在《觀世音經(jīng)》里面說遇到各種災難要念觀世音名號，其中有一個就是胡商在山林里面遇到強盜怎么辦？就念觀世音，中間就是抄自《觀世音經(jīng)》的榜題。幾個胡商樣子的人，前面那個年歲大的人就是薩保。佛經(jīng)是印度的故事，但從龜茲一直到敦煌，所有的畫家在墻壁上畫的商人沒有一個印度模樣的人，因為他們沒見過印度的商人。印度跟中國的貿(mào)易都是粟特人承擔的，所以畫出來的樣子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作為絲綢之路上貿(mào)易交往的擔當者，導致唐朝輝煌文化中有相當大的因素是來自粟特的背景。比如說音樂、舞蹈，如果沒有粟特人，我們現(xiàn)在的舞蹈就會像兵馬俑一樣呆板。粟特人到了中國之后，舞蹈全部轉變了，九部樂主體上都變成了西方的音樂，變成了康國樂、安國樂、印度樂。粟特人將西方音樂舞蹈帶來中國，所以安伽、史君這些人的墓葬圖像里，看到大量的都是音樂舞蹈的畫面。這些墓葬出土了之后，中國的音樂史、樂器史、舞蹈史恐怕都要重寫。（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版供圖 古然
史籍中的絲路故事
古代歷史上，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的一些亞洲國家之間，流傳著一些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史事，這里輯錄如下：
●唐文宗保護阿拉伯商人利益
唐文宗時，有個原籍呼羅珊（中亞歷史上的一個地區(qū)，大致包括今伊朗東北部、阿富汗和土庫曼斯坦大部、塔吉克斯坦全部、烏茲別克斯坦東半部和吉爾吉斯斯坦小部分地區(qū)）的商人，從伊拉克買了大批貨物到中國來賣。一次，唐文宗派出選購蕃貨的宦官與這位商人在貨物交易時發(fā)生爭執(zhí)，宦官把好的貨物強行拿走。這位商人趕到長安告御狀，唐文宗接見了他，聽取了他的申訴，并下令徹查此事。得知商人上告有理，唐文宗沒收了宦官的財產(chǎn)并對他說“不可欺侮外商”。唐文宗還革去了宦官管理寶物的職務，命他去看守皇陵。商人勝訴的消息很快傳遍各大城市，對招攬外商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唐文宗親自過問外商的貿(mào)易糾紛問題，并秉公處理，反映出中國自古以來就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外商合法權益。
●隋煬帝舉辦“萬國博覽會”
公元609年，為了進一步拓展絲綢之路，打破與西域的貿(mào)易壁壘，隋煬帝西巡至張掖（甘肅省），召開了“萬國博覽會”。西域27國君主、使臣受邀前來，當?shù)厥畮兹f民眾身著盛裝，夾道歡迎，綿延數(shù)十里。為款待賓客，隋煬帝令人組織文物展，并舉辦宴會，演出來自印度、新疆、朝鮮等地的音樂和舞蹈。各國商人也聞風而動，趕來開展大規(guī)模的貿(mào)易活動，來往道路上可謂車水馬龍。這次經(jīng)濟文化交流活動歷時六天，形式之新、規(guī)模之大、規(guī)格之高、人數(shù)之多，堪稱史無前例。展覽會過后，許多西域賓客、使節(jié)和商人還跟著隋煬帝返回洛陽。隋煬帝在洛陽端門外辟出一塊場地，演出來自全國各地的雜技和舞蹈，聲揚數(shù)十里，徹夜不休。他還讓洛陽商人裝點市容，沿街設帳，擺放酒食，邀請西域商人入座，醉飽出門，不收分文。
公元七世紀的“萬國博覽會”，促進了中國和中亞各國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也體現(xiàn)出中國古代王朝對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的重視。
●“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
伊斯蘭“圣訓”中有一句話，“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這句話在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諸國，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為了貫徹這一宗旨，唐武德年間（618—626年），先知穆罕默德門下四位大賢來唐傳教并學習中國的先進知識。大賢傳教廣州，二賢傳教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泉州。三賢、四賢去世后，葬于泉州一座山上。相傳，三賢、四賢下葬后，這座山夜夜都有靈光發(fā)出，百姓認為這是兩位賢者顯靈，就將該山稱為靈山，他們的墓稱為圣墓，即西方圣人之墓。靈山圣墓深得伊斯蘭教徒尊崇，一旦遭遇艱難，人們就會來祭拜祈福，希望得到平安指引。鄭和第五次下西洋之前，特地來到靈山拜謁圣墓。靈山圣墓是我國現(xiàn)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蘭教圣跡，與麥地那的穆罕默德圣墓、納賈夫的阿里圣墓齊名，被譽為“世界伊斯蘭教的第三圣墓”。
大量伊斯蘭傳教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交流、學習、傳教，互通有無，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唐朝安居樂業(yè)的波斯人
公元6世紀起，許多波斯（今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阿富汗一帶）人由于戰(zhàn)火侵擾遷入中國，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善待。蘇諒是唐懿宗咸通年間定居首都長安（今陜西西安）的波斯人，和他的妻子都是祆教徒（祆教：古波斯國教）。他加入了中國軍隊，后來成為唐朝禁衛(wèi)軍的一名武官，擔負保衛(wèi)京師的重任。蘇諒家族數(shù)代人都在軍中任職。他們的墓志都是以漢文和古波斯文撰刻。李素則是在唐朝做官的波斯人，景教徒（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唐朝傳入中國時譯作景教），曾在司天臺（天文機構）任職，主持翻譯過很多天文學經(jīng)典。他有六個兒子，都在長安工作，有的甚至成為負責祭祀、禮儀的官員。在長安，居住著很多像蘇諒和李素這樣的外國人，比如也在軍中任職的景教徒米繼芬及其子孫等。他們不僅能夠從事各種職業(yè)，建功立業(yè)，還可以繼續(xù)使用本國文字、歷法，信仰原有宗教并建立寺廟，因此唐朝長安地區(qū)設有祆教祠、景教寺廟與摩尼教寺廟（摩尼教：古波斯教派）。
蘇諒和李素是當時生活在唐朝的普通外國人的縮影，他們不僅成功融入了漢文化，而且原有宗教、習俗、語言終身受到尊重和保護，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包容并舉、兼收并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