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

    商鞅剛到秦國，人情不熟，立足未穩(wěn)，而且作為人力資源部總監(jiān)（左庶長），還要推行自己的一套新制度，其難度可想而知。

    對上，如果不能讓CEO迅速見到這套新制度的成效，就會降低CEO對他的信任度；對中，由于要損害一批中高層管理者的既得利益，他們能夠少搗亂就值得慶幸了，更別提得到幫助了；對下，如果不能讓員工感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是沒有人愿意認可這套新制度的，反之這些人還會被人利用來反對商鞅。

    這時，商鞅結合當時的現(xiàn)狀，燒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重金獎賞遵守法令的人，一下子就打開了局面；第二把火是懲罰了不遵守法令的兩位高管（太子的老師），震懾了所有的人；第三把火是在第一二把火的基礎上成了一支執(zhí)行力非常強的團隊，持續(xù)而深入地執(zhí)行了十年，讓法令的效果得到了最大化的體現(xiàn)。

    這三把火的背后，讓商鞅成功最關鍵的東西是什么？

    信譽！

    因為商鞅清楚地知道：信譽是管理者的至寶。秦國集團要靠全體員工來保衛(wèi)，而員工的一切待遇要靠企業(yè)的信譽來保障。如果企業(yè)不講信譽，則沒有辦法使員工來服從和擁護企業(yè)；如果沒有員工們的努力，這個企業(yè)也就沒辦法維持。所以在當時普遍不講信譽的社會風氣下，商鞅要確定自己的法令能夠順利執(zhí)行，首先要確立自己的信譽，那就是說一不二，維護法令的權威性，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法令的執(zhí)行力。

    司馬光如此評價商鞅：“處在你攻我奪的亂世，天下競相爾虞我詐、斗智斗勇的時代，雖然商鞅很刻薄，但是他仍然不敢忘記樹立信譽以收服民心，又何況今日治理天下的領導者呢？”

    但是，商鞅用法令治理國家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雖然改善了員工們的生活條件，但沒有贏得大家的尊重和愛戴；雖然讓秦國強大而富足，但依然沒有逃脫被車裂的悲劇宿命。

    原因在于，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最重視“法”，即法律、法制。法家認為，治理百姓應當以法以刑，認為通過法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這樣做的后果卻是失德和失人心。《詩經(jīng)》中說：“得人心者興，失人心者滅。”而《尚書》中也說：“依靠仁德者昌盛，憑借暴利者滅亡。” 商鞅依靠酷刑執(zhí)法，最終自己被酷刑所殺，不能不說是個悲哀。

    與法家認為只要刑法苛刻，老百姓就不敢犯法，就會因敬畏法律而成為順民。看法相反的是，儒家認為，治理百姓應當以德以禮。只有提高百姓的道德涵養(yǎng)，讓他們自己認識到錯誤并勇于改正才是最高境界。因此，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結合商鞅變法的經(jīng)驗教訓和法家、儒家兩派的思想可以看到，以儒家為體，以法家為用，或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之一。世界級優(yōu)秀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依靠自身的影響力（仁德）創(chuàng)造一種價值觀，體現(xiàn)于企業(yè)文化，這就是儒家的德和禮。在價值觀和企業(yè)文化的基礎之上，建立相匹配的、甚至是苛刻的規(guī)章制度，以保證公司領導權的合理行使和員工的行動符合公司利益。

    如果只有良好的價值觀，執(zhí)行起來是非常有難度的；如果只有完善而嚴密的規(guī)章制度，雖然短時間會有良好的反映，但員工的忠誠度會大打折扣。